此案的问世，预示着法官不仅仅是被动、消极、中立的裁判者，而且也是宪法的守护神，对法律和政策的合宪性有积极作为的判断权和否定权。
注释: [1][英]安东尼·吉登斯：《现代性的后果》，田禾译，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18页。虽然尚无确切证据证明这些拆迁户是受到了传媒的宣传影响，但媒体在这些事件中确实起到了一些消极作用，即使同时它也起到了某种积极作用。
青少年学生的社会经验不足，心智发展不成熟，他们表达意见的时候，往往带有情绪性和随意性，其热情很容易被人利用。此外，本文之所以使用传媒监督权这一概念，而不是更为常见的舆论监督权，是因为在宜黄事件中，传媒是舆论监督权行使的主要途径。传媒的偏见在网络时代会被成倍放大，造成民意分裂，传媒的政治立场和商业利益则可能毁灭真实的民意和传媒的信用。[39]参见栗峥：《传媒与司法的偏差—以2009年十大影响性诉讼案例为例》，载《政法论坛》2010年第5期。在宜黄事件中，传媒监督权行使的信息基础如何呢？不妨仔细来看看： 1．政府到底有多少工作人员在拆迁现场？《南方都市报》记者引用当事人钟如翠的说法，政府带着100多人的队伍，并报道称一名路过的乡镇医生除了看到近百人的拆迁队伍，还细心地发现在加油站旁有一辆消防车、一台黄色的挖掘机。
当政府发现钉子户的要求远远超过了接受范围时，态度就可能突然强硬起来。此时，紧贴钟家房子正停放着一辆运输油品或液化气的槽罐车，邻近还有加油站，他们应该了解自己行为的危害性。而有文学评论亦提到这点。
至于低效，《审判》中随处可见。[14]显然，卡夫卡的法制文学切开了如何看待普通人‘旁观式法律态度的一个思路，提示未必要么诉求法律人尊重普通人，要么诉求普通人服从法律人。这样讨论，是因为，以文学鉴赏看，人物内心世界的矛盾的有节奏展开，不断推进，典型如K（其利益已直接卷入法律活动，心怀冤屈，但不满质疑法律时仍会表现旁观式的普通人法律观），及大多数人物多种旁观的持续呈现，另由此浮现的丰富性和复杂性，即便可称为人之惰性的众生相，依然易诱使读者开阔视野、审察多面、深入追究，以求人性文化和社会秩序的另种意义的深层理解，形成共鸣。于是，需要注意行业概念。
[3]而看到他人涉讼、遭遇官方处罚，一般普通人亦会有所反应，其原有的法律态度同样会发挥作用，或表达支持法律，或表达同情他人，或表现另外的复杂情形。经日常听说、官方宣传（如普法教育）、阅读文本（如小说杂志）和媒体影响（如新闻影视），一般人或外行人又总会对法律有所印象。
四、对法律沉默的普通人 知悉法律的秘密，其行业性质，则可逐渐理解为何普通人对法律更易产生类似不置可否的态度，即仿佛身为旁观者。而一旦身陷法律活动，如处于《审判》主人公K的状态，或因为可能潜在牵涉自身（目前或未来），如发觉也许因类似缘由像K一样遭遇起诉，普通人总会像K一样，想要知道（尽管并不必然）真相是什么、法律是什么。另如果认为，随社会分工细化的展开，有条不紊的各尽所能各司其职颇重要，则允诺亦为合乎逻辑的一个应然目标。这种区别，则缘于思路上是否深入洞察普通人的旁观式法律态度。
[95]参见前注[8] , Roger Cotterrell书，第182、 191～194页。从这一文学进入另有技术上的理由。更重要的，故事中的大多数人，则以对法律不置可否的态度出现，表达了颇为典型、人人熟知的一种普通人法律态度—沉默，尽管偶尔其如K一样，质疑法律。[93]以霍姆斯思路论，社会中经济理性化的选择常使卷入法律活动中的个人变得尝试利用，而非虔诚。
[78]再如，K所遇见的一位专为法官画像的画家，一方面说，最高法院权力运作至关重要，但无兴趣了解，[79]另一方面颇为法学经典、类似法律现实主义地提到，我必须区别这两件事情：法律规定的是什么，我从个人经历中所发现的又是什么……我的经验跟法典的规定正好相反，[80]并十分强调诉讼中接触、笼络法官非常重要，[81]其核心意识即为对法律不置可否，而对其他行规则十分重视。遵从亦有问题，因为，遵从的前提依然是已知，如不知道实际对错便有助纣为虐的可能，进而从另一角度损害法律活动。
卡夫卡的问题因此变成：秘密是否无需也无法揭开？诸如《审判》中，外行人不易理解的法律人调查、询问的程序，使某些外行人困惑的法律人如何帮助当事人而又表现冷漠，如何敬业而又低效，特别如《辩护人》中的法律活动像看不见的小老鼠，能穿过最小的间隙，穿过辩护人的大腿缝，另有辩护人由此梯子不断衍生，在前面辨析的逻辑中，因此变成：它们是否实际恰为法律活动秘密的另一面？ 显然，法律活动的秘密，在卡夫卡法制文学的叙述逻辑中，是理解旁观式普通人法律态度的一个重要前提。后者是现代性的信徒，即期待法律前进，具有历史目标，仅主张缓慢、待条件成熟而已。
[55]故作为法律活动的中立、时间的替代概念，卡夫卡法制文学描述中的法律人冷漠、低效，是不能遗漏的关键词。而争论中，现代法治话语不断讲述普通人应遵从法律人的故事，异议论不断念诵法律人需被质疑或反抗的图说，惟独怎样看待普通人‘旁观式法律态度的问题被遗忘了。利益卷入存直接与间接之别。[29]但因为主要是文学性的思考，故这些探讨没有、也不太可能展开法学的深入辨析，以对普通人的旁观式法律态度展开反思，进一步，这些探讨对本文主题研究的意义是有限的。[73]卡夫卡攻读学位时学习的法律主要是德国法律。[15]第二，卡夫卡的职业一直与法律有关，从未间断，[16]其另外常阅读布拉格报纸中法律汇编以了解法律趋势，[17]此赋予其文学写作以丰富的法律实践背景。
再次，善待普通人的旁观选择，或许可抑制意识形态输送背后的过度利益欲望。法律人坚持自己的意见有其根据。
故现实中普通人有时自然流露出批评，有其理由。此外，历史法学派侧重了外在行动化的习惯法，卡夫卡却以内在主观化的普通法律认识为要义。
如此，未付出亦未有期待，多数的普通人对法律沉默为情理之中。参见Carol Weisbrod, Family Govermence: A Reading of Kafkas Etter of His Father. vol. 24, Toledo Law Journal, 1993，p. 699 [22]参见前注[17]，George Dargo文。
外人并非不能成为职业人，但必须付出成本。当然，利益是否卷入不是问题的全部。卡夫卡运用吸引人的叙述手段，层层剥离，通过非常符合日常经验的具体故事（主要是《审判》），和极易引人回想生活场景的微妙解说，令人信服地表达、推演秘密。在这种逻辑中，同时，在信息不完全且不可能完全的结构中，秘密问题包括行业问题，再次获得了深入论证。
[30]参见[奥]马克斯·布罗德：《卡夫卡传》，汤永宽译，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53页。一般情况下，普通人会谦逊称：我不知真相、要听警察、法官（即专家）的。
本文将既简要梳理文学问题又深入探究法学问题，并在简要文学理解和深入法学理解之间建立逻辑通道。由此引申的结论，是当想到法律的秘密、行业时，我们亦应想到常人的生活逻辑，其获得信息的有限，反之亦然。
历史主义 一、问题和材料 在现代社会的一般生活行动中，如签订协议、买卖物品、与人结婚、出行旅游、朋友聚会、读书教书，我们是否会首先查阅法律规定？答案有二：第一，若涉及重要的财产问题，如金额较大，或涉及其他重要问题，如人身安全、特殊名誉，我们希望知道法律如何规定并希望法律提供指引。[98]参见[德]弗里德里希·卡尔·冯·萨维尼：《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》，许章润译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20、112页。
但亦如众所周知，无需重复，对现代法治建设的理想和实施已多有争论，当有人支持时，亦有人指出了许多需正视的问题与纠结，如语境条件的限制、法律职业利益的变相扩张，其理由同样重要。[72] 其实，通过行规看行业，少数（相对整体社会人数）的概念自然凸现，而少数有时又为贵族。对多数人而言，如未卷入法律纠纷或活动，亦没有潜在的卷入可能，或未试图成为法律人群体的一分子，通常不甚可能对法律付出理解成本。[13]或者，即使面对、遭遇法律干预，以旁观心态为表现，未必质问或质疑，这种普通人法律态度对社会秩序的意义更重要。
再看卡夫卡的法制文学。在此，因为法律并不意在处理社会所有方面的关系事务（如怎样恋爱、如何交友、怎样娱乐、如何互助，怎样饮食、如何健身，法律即无意处理），没能力也无物质基础，同时并无必要处理，设计之初即意在调整某些关系事务（当然是重要的关系事务）。
而事实真相、法律原意等问题，及其中立、时间，均为秘密之关键，又为秘密之本身。第五，对应本文主题而言，其特点之一，在于着力描绘了关于法律活动的两类人，即少数内行和多数外行，并且细致描绘后者如何感受前者。
[88]即使常被评论者诟病的司法程序拖沓，《审判》也交待了法律规定理由。证据认定，如现在法律业内通常所理解，并不在于如何对应事实，而在于如何相互印证以确信，经此建构法律断定的理由，[46]或用卡夫卡的话语言之，判决根据调查而定。